悄悄路过

      话说中国有一句大实话：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用在别的国家可能有反例，在中国那就是真金白银一样的正确。在中国政治血管里流了几千年的厚黑学管理着的人际关系，可以用当年明月的四同来总结：同舟同济，同甘共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在1927年4月的国共第一次翻脸，两方的党史都给出了血流成河的记录。

      有分先得有合。1923年，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 （话说回来，加上14年后的二次合作，好像只有中共如一夜之间发展变大了），短短四年光景，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一定不只一个，如果简单一句“夺权”或是“野心”，都是把政治人物傻瓜化了的。但是，北伐期间，中共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无疑是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给了蒋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当年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远近闻名的时候，毛泽东去湖南写过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后来还收入了《毛泽东选集》。不过那时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经用春秋笔法修改了好多次了，可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

         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这个标准放在今天，就是有自住房产的上班族都是可以按上面的标准斗一斗的。如果家里还有处门脸房或是别的不动产业，那全家人的性命也就一句话的事情，如果你还是个小老板，有雇员，那只有说一句“恭喜”了。

       “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都在斗、打、掠之列（统治阶级还斗不起，再说当时的中共也正在向统治阶级里钻）。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城市少，农村多，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中共的农民运动杀一个“土豪劣绅”，就少了一个进行纳税的基本单元，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粮食在今天就是影响国家的战略基石，没粮，就百业不兴。商人难做生意，自然也没钱交税，那更是把国家财政放在火上慢慢烤。


     更要了老蒋命的是，民运的事情是要传到军队里的。换了是谁的父母或亲戚在故乡出了事都要着急的，更别说天天在前线打仗的两湖的北伐军队了，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这在国民党看来已经是动摇国本的大事了。天下还没打下来，就有人分我们的奶酪，动我们的部队了？而且中共大有一副”只要锄头舞得好，没有墙解挖不倒的“架势。看看形势，中国@国×民￥党当时如日中天，已经大有一副一统中国的执政党样子。当年的小老弟这么个搞头，心里是什么心思不好说，不过切大哥肉的时候确实肯下刀，不手软。再加上当年中共党员素质也成问题，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放到今天看来真的很有轱辘功领导人李大师的意思。没说的了，政治行为三板斧，先谈，如果谈不来了再看一下能不能妥协，不能妥协就只好最后的刀兵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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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Tory +1 发帖辛苦啦！ 2010-12-24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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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不是老光头一个人的事，而是以蒋光头为代表的一整个利益集团的决定和行为。老蒋亲自杀了几个中共？其实老蒋当年不反共就一定会被下台，换个能反共的上来。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况且对商人来说断财路就是断生路，老蒋反共当年的叫好声也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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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三楼，当年合法政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到现在也还在那个小岛上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民国建国那个在先你可以问老师，问家长，问同事，别问警察。

再说当年两党翻脸时都还没有完全执政，本来性质和军阀争斗有差别吗

[ 本帖最后由 悄悄路过 于 2010-12-8 08: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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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分出席巴黎和会。确实是民国之前一任的合法政府。

     自打段祺瑞政府上台后，他的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遭到南方革命派的反对。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护法运动。这可以说是国民党起事的准备了。

     但是从1920年到1924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结盟，未及半月，皖系即完败，直系曹锟 、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直系是打着反对皖系武力统一的旗号上台的，然而当他们上台后，就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一切非直系的反对，纷纷以“民主”、“自治”、“联省自治”以及其他各种名义对抗。首先与之发生矛盾的是昔日倒皖的盟友奉系。双方起先共同控制着北京政府，但因胜利果实分配不均，在组阁等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愈演愈烈。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直系击败奉系，独占了中央政权。新胜之后的直系脱下“爱国”、“进步”的伪装，镇压工人运动，造成“二七”惨案，暴露了它的敌视人民的本相。他们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恢复国会，逼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继之又对黎元洪“逼宫夺印”，接着直系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通过贿选，收买“猪仔议员”，让曹锟当上了大总统，搞得举国哗然，丧尽民心。反直的一方，奉系败退出关后，宣布“闭关自治”，锐意整军经武，实力大增，皖系不甘寂寞，企图卷土重来；南方的孙中山准备北伐，也在寻找盟友，由此形成了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内部则因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冯玉祥部自成一派，且与反直一方暗通款曲。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前奏，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大举进攻，直军作战不利。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腹背受敌，吴佩孚失败南下，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告终。直系垮台后，奉系控制了北京政权。他们抬出皖系首领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实际则在背后操纵。段祺瑞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纵横捭阖，敌与友之间根本无一定之分。北方的奉系与冯玉祥国民军系首先发生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又使奉系与吴佩孚重新携手，共同反冯，1926年初将冯部挤出华北。奉系内部，郭松龄于1925年底联合冯玉祥倒奉，由于日本的干涉而失败。同时，东南孙传芳与奉军激战，一跃而为五省霸主。到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其后奉、直两系在围攻后起造反派国民军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暂时建立了他们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的统治，并组成直系和奉系军阀势力所控制的北京政府，这个政府由内阁“摄政”。

     而这时，南方国民革命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革命造反高潮，使广东革命军的北伐时机成熟。1926年7月，北伐开始，北伐军先打吴，再攻孙，最后击奉，各个击破，不到一年，即控制全国半壁江山。 从1924年起，可以说北洋政府就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了，中国已经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分裂情况。
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承认只是一个惯性的承认，列强都在几个山大王之间挑选自己的代言人。对中国而言，当时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中央了。
     
     直到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政府在中国的统治最后结束。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全国才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而这时，国民党政府就成为了全国性的政府，虽然有各地的军阀，可是已经不能和直，皖这样的大派系相比了。国民政府这时才有了大义的名分。

[ 本帖最后由 悄悄路过 于 2010-12-8 18: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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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工农运动说起来只是在两湖搞一搞，听起来才两个省多一点。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地盘才有多少？而其中富庶的地方有多少？这几乎就成了在国民党地盘全境闹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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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也不好做人啊。你想一想，共产国际里有几个工人？有几个农民？有几个东方人？

共产国际从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已经迅速的变为了苏联插手他国事务的一个重要工具。革命输出啊。

想当年一段时间，老毛子的国歌就是国际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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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jianxisheng 于 2010-12-13 14:52 发表
成王败寇，执政党和在野党的矛盾不可调和。刚何况遇上毛伟人

国共最后之战，其实胜负就是各自路线决定的。

政治斗争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斩草除根，除恶务尽”。

45到48年，老蒋这几条可是一条也没做到，也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