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梅老弟，别那么大火气，消消气。
我也问您个问题，航母编队的研发时间要多少年？如果中国军费现在是4000亿人民币，航母要占多少比例？我提出的核当量，战略导弹，核潜艇，舰艇，先进战机研发经费是否会受到影响？
只有航母的研制才对国家有战略意义么？有限的时间，财力，技术水平是否应该更合理的利用？我同意您的观点，中国要想发展绝对不能依靠血汗工厂这种经济模式，一定要有自己掌握核心的尖端产品研发。
我也说点大实话，当年两弹一星的元勋共23位，只有于敏和钱骥没有留学经历。但于敏在氢弹研制、钱骥在卫星研制上作出的巨大贡献比起其他元勋来毫不逊色。不过于敏和钱骥都认为，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并不是机遇对他们的垂青。相反，如果有留学的机会，会更加开拓他们的视野，他们或许可以作出更多的发现和创造。
因此，未能有留学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一种遗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国内的学习和研究条件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发达国家差得太远了。即使是现在极端领域的研发环境也吃得很远，不知兄弟是否同意？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时的钱学森学成回国效力为什么会受到美国阻挠，因为美国知道他们的真正价值。客观上来说，没有当时发达国家世界上最尖端的实验室，21位元勋不经历过无数次试验和失败，就算归国，两弹一星将会被无限期延长。
“两弹一星”元勋全部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其中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比例最高，充分说明清华大学贡献 的“两弹一星”元勋最多。其他大学依次为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等。
从２１位元勋的留学国来看，美、英、法、德、苏是他们的主要留学地。其中去美国者最多，达１１人，居半数以上。其次是英国，有５人。接下来是德国，有２人。到苏联留学的２人：周光召和孙家栋，都是新中国建国以后派出的。去法国的有钱三强１人。
从２１位元勋所获的学位看，１６人获得博士学位，２人获得硕士学位。在西方国家留学而未获得学位者仅陈芳允１人。这是因为陈芳允到英国后，直接进入了ＣＯＳＳＯＲ无线电厂研究室，没有在大学注册读书。另外，建国后到苏联留学的周光召没有获得学位，是因为他在学习期间被调回国内参加原子弹的研制的缘故。这些共和国的开国科学功臣，在完成学业之际，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达到了高水平，为今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两弹一星”元勋们的留学或在国外居留时间来考察，２１位有留学经历的元勋们平均在国外时间为７年，其中时间最久的是钱学森，１９３５年出国，１９５５年归国，在美国整整２０年。其次是郭永怀，在国外生活了１７年。还有钱三强、陈能宽、姚桐斌，都在国外生活了１０年以上。由此看来，在国外居留时间的长短，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归国信念。
另外，“两弹一星”元勋们的外语水平普遍较高。除了较长的国外留学经历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比如程开甲在中学时就获得全校英文背诵的第一名，直到８４岁时，他还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精彩片段。
钱的问题不在和您争了，看看当年老一辈的豪华阵容和爱国心和现在的国情能比么？
当年美、英、法、德、苏等发达国家培养出来的豪华阵容能为中国所用，可现在中国的所谓精英有多少能像他们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
21位元勋在归国之前都已经是发达国家学术界超级精英，您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为我们国家少走弯路，节省时间，节省经费，命都可以不要！没有他们的付出，两弹一星只能做梦！
再举一个例子,看看爱国和伪装爱国的大知识分子对比：
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真相——两弹元勋的故事
一个人要想在这样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很不容易，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且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扬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镜头一：着学生装的杨振宁和邓稼先先后登上轮船来到美利坚留学。
镜头二：西装革履的邓稼先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踏上归国的旅途。
镜头三：西装革履，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振宁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
镜头四：茫茫戈壁滩上，穿着旧军大衣的邓稼先在风沙中勘测原子弹实验场（数年后罗布泊蘑菇云升起，整个世界震惊，纷纷猜测中国得到了苏或美专家的帮助，数十年后考可死报告再次坚称中国偷窃W88弹头技术云云）。
镜头五：杨振宁访问中国，问邓稼先有没有美国人参与了两弹研制（尚不知邓就是负责人），邓稼先只是说了句：你先上飞机吧。
镜头六：杨振宁在上海的饯行宴会上（特写：政要满座，山珍海味加茅台酒），突然收到邓稼先的纸条（内容大家都知道了），立刻离席到厕所泪流满面（第几次痛哭？）
镜头七：大量杨振宁与李政道交恶的新闻报道（特写：时间跨度达四十年）的镜头切换，其中数分钟杨振宁对台湾某传记作家细数当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自己如何将灵感告诉李政道云云。
镜头八：戈壁滩上，某次核弹点火后未爆炸，众人面面相嘘，邓稼先说了句“我是总指挥”，然后只身走进实验场双手捧出哑弹。
镜头九：几年后，北京301医院，邓稼先患癌症全身大出血逝世。又数年，两弹解密，中央始大张旗鼓宣传，邓稼先的名字被世人所知。
镜头十：杨振宁写悼文追念邓稼先，大家恍然：原来两人是校友。
镜头十一：应母校多次邀请，杨振宁毅然决定回清华园定居，在保留美籍前提下办理中国绿卡，入住装修一新的带电梯的两层别墅，开始教授本科物理。
镜头十三：杨振宁通过亲友向媒体透露要和28岁的翁MM订婚（让我的老灵魂得到。）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杨振宁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不忠：杨振宁先生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美国籍，父亲劝说也无效,不肯归国效力。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不孝：加入美国籍，为此事杨的父亲到死也没有原谅他，是为不孝。
不仁:在祖国富强时，又在与某名牌大学的互相吹捧炒作中,回国颐养天年，自从回国以来，东走走、西逛逛,忙着走穴炒作，不愿踏踏实实做工作.
不义：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的将名字写在李政道的前边,并出书丑化李政道;杜夫人刚刚过世,大一的基础物理刚开课不到半个学期,就一心想着上帝的最后一个礼物...
想想学位毕业7天,不顾美国阻挠毅然回国的邓稼先,为中国的国防核工业呕心沥血,年仅52虽因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去世.
想想同道的李政道先生早年毅然回国,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
想想刚刚过世的陈省身先生，生活俭朴、出钱出力、培养弟子、呕心沥血，一心祖国科学事业，真泰山北斗。身为科学家，应当规范言行，树学人之楷模；
从一些以往的传记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杨在人品上不及李正道，也不及大多数解放初回国的科学家。理由：从年龄上看，李比杨年轻而同时获奖，可以推知李更有创造力，而杨此后却经常纠缠于论文署名的事情，从中国社会传统可以知道，大概杨年长处于领导地位，而具体的事情大部分由李来完成（很难想象李不干什么事却去抢年长又干许多事的杨的功劳），奥本海默也调和不了。杨在得奖后首先访问了台湾，李同情红色中国，两人渐行渐远。
此后中美解冻杨回国见到老同学邓稼先竟然鼓动他到美国，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时出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邓稼祥说过，我不会在杨面前透露在干什么，因为杨何等聪明，只要我一说，他就可以推断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程度），周总理热情的请杨回来为祖国效力，竟被他以国内物理水平太差而一口回绝。
而李、丁肇中访问大陆后积极为国内引进先进设备，亲自安排人才培训，造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受到杨的反对好像认为太浪费钱）、加速器、阿尔法磁谱仪等世界领先科技，李还积极帮助建立两岸骨髓库；即使李远哲这个现在认为是亲独分子，78年到大陆访问安排他参观景点，他却说时间紧张先看科研单位，80年代不辞辛苦为大连物理化学所引进了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部分先进的分析仪器。而杨呢，只看到他在到处演讲，唯恐人们不知道他除了第一个华人诺将外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到处与各地官员会面（好像与现今搞“学术政治”的科学家有某种相似），也没听说捐助什么项目，不管是物理的还是人道的，倒是很会节约他自己的钱财，80年代经杨推荐到美国学习的物理苗子，其中有一个居然人格分裂杀了好几个同学，真是“慧眼识英才”。50年代没回来现在回来定居，领取“上帝最后的恩赐”，名利双收，果然是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佩服佩服。
邓稼先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实验室，大家知道的结果~癌症！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毅然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的最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中国人，就会有人记得岳飞文天祥，就会有人记邓稼先！！
同时让我们也记住一个名字，美国人杨振宁，他为自己的国家美国又增加了一个诺贝尔奖.
两弹元勋——邓稼先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会不会伤害了新一代的中国科学家，也无意贬低杨振宁先生的人格，他不会赢得我个人的尊重。我还是要把事实写出来，一个没有灵魂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真相，如果版主觉得不合适军版请删掉，我也不想给sis造成不良影响！
顺便提一下，文革有功论的精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是怎么死的，我发过誓任何为文革歌功颂德的帖子都不再回了，个人水平低，理解不了。但如果再有精英们告诉我死个人很正常，文革的目的是民主，促进社会发展，以及引用西方精英的屁话，对不起，我只能骂娘了！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出生于河南开封，浙江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赵九章1938 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赵九章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赵九章的指导。
赵九章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赵九章支持、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我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同时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遥测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在赵九章极力推动下，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建立了，这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我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赵九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38年，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我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
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赵九章首先提出的。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Stormer)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
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赵九章重视基础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赵九章重视人才，培养提拔人才，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赵九章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赵九章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注意培养民主的学术气氛，他组织的海浪组、磁暴组等研究集体，每周举办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之后，接着是热烈的争辩。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各种日地相关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为我国空间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先生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赵九章是我国著名科学家，“６５１”卫星设计院院长。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对现实，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就叫：自杀!
赵九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
。
在赵九章的记忆中，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较为重要的选择。但这三次选择，也从未导致过失眠。
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赵九章一来到这个世界，便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季陶的外甥，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样的条件，他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的道路。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戴季陶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
。
他靠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只用三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他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赵九章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靠边站的。他人靠边了，心却无法平息。面对神圣的科学与强大的政治，他毅然选择了科学，并决意为此献身。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关心人造卫星。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
１９６７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补偿给他的，除了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的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
他有生以来几乎没逛过大街，这次倒好，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逛一趟，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广告牌，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等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然后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又有病，也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好了”的念头渐渐打消，随之涌出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不时还能打听打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打听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于是，一种莫大的焦虑、莫大的空虚和莫大的失落一并向他袭来，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也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
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电话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了。
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组合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
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让他尽快帮着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也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邓增昆后来这样回忆说：
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什么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
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还一边流着长长的泪水……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他不是党员，没有资格交党费，每次见别的同志交党费，他心里就会涌出一种复杂的滋味。但他是工会会员，他对中国科学院，对自己的国家，始终怀有一分责任，藏着一分爱心。没资格交党费，交工会的会费总是可以的吧。因此，从建国起，他每月只要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１００元钱。拿去交工会会费。现在，他虽然从科学家变成了“牛鬼蛇神”，但每月１００元钱的工会会费照交不误。只不过有时当他拿着这１００元钱去交费时，却到处找不见人；或者好不容易找见了人，别人又不肯理他。但他不管这些，只要时间一到，该交照交，该找照找，今天找不着明天再找，这个不理再找另一个，直到把这１００元会费交出去才肯罢休。
其实，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个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之所以要每月拿出１００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无非是为表明他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这一时期的赵九章，尽管身为“６５１”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了，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了，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涉及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也无权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同时，他也无法忘记那些同在一起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专家们。他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便把搞卫星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因此，他对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总是格外关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稍有一点不祥风云，都会令他揪心不已，焦虑不安。尤其对卫星设计院的技术总体负责人钱骥的命运，他更是尤为关注，因为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与钱骥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开始他还能有机会接触一下，偶尔也能见到一眼，可后来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他为此十分着急。
一天，他终于逮住个机会，托人悄悄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为怕钱骥因此受到牵连，他不得不用德文来写这张纸条，其意图只有一点：希望钱骥能尽快告诉他哪怕是一点点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
然而，这张书写着漂亮德文的纸条却石沉大海。
本来沉默的赵九章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当然无法知道，这时的钱骥其实已陷入了与他同样无奈的命运之中。
１９６８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于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折磨他的机会，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不止。
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坏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
尽管如此，赵九章那颗痴迷于人造卫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身陷困境的他，虽然无法准确预测出中国空间技术将来到底会是什么前景，但有一点他却非常清楚，即发射人造卫星的路必须有人往前走，不仅竖着要走，横着也要走。他深知，他们这一代科学家，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属于现在。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现实拥抱自己，吞没自己，甚至与现实同归于尽；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就是牺牲----以牺牲自己作桥梁，为后人架设一条通向明天的路，而且尽可能让这条路少一点曲折，多一些平坦。
然而，１９６８年６月，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
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
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这天，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左派”人物便冲进家门，架着他就往楼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扇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便瘫在了地上……
“左派”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
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如果说在姚桐斌死之前，他对眼前的这场“大革命”多少还抱有一种幻想心中还默默燃烧着一盏希望的灯火，那么姚桐斌死后，他的这种幻想消失了，心中那盏本来就不明亮的灯火也开始变得暗淡微弱了。
在那几天里，他的头发陡然增白，恍惚中，他像沿着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之路重新走了一遍，而一路拾到的，都是迷茫、疑问和困惑。
一种人生的巨大困惑像阴云般笼罩着他，让他无法排解，无法超越，他第一次在自己７１岁的生命中深深触感到一种本质上无法消化的痛苦。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举向繁星点点的夜空。
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偌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粟，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当他突然醒悟到这一点时，整个身心似乎都被某种怪异的东西击垮了。面对夜空，他无法抗拒宇宙间那巨大的诱惑；面对现实，他又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也想写一张大字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自杀!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事实上，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在国庆节的前三天已经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革命“左派”分子见到这封请柬后，当即便给扣压了。
赵九章对此当然不知。假如他知道有此事，假如他知道他一直忠爱的国家依然还没忘记他，那么，或许他人生的态度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至少他在人间的时日还可再延长一些。
然而，他被政治的黑手死死蒙在鼓里，不但请柬没见着一眼，甚至连一点点信息也毫无所知。
于是，他心中剩下的那一点点希望之火熄灭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就这样，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离开了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很快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说，当年吴玉章先生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并且，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第一次停止了办公，当即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查问这一情况，随后又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然而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一个科学家“畏罪自杀”，其结果又会怎样又能怎样呢?
精英们还会告诉我，残害我们国宝的是畜生，我也得问他们畜生是怎么炼成的！这种文章看了，自己心情也不好，费力不讨好啊。
以下为两弹一星的23位功勋，让我们的国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是真正让中国人站起来的功臣！
钱三强 (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
钱骥 (1917-1983)
江苏省金坛县人，1917年生，男，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
姚桐斌 (1922-1968)
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男，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
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被文革造反派毒打致死。
赵九章 (1907-1968)
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3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攻读气象学专业，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1968年被文革暴徒残害之后自杀身亡。
邓稼先 (1924-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王淦昌 (1907-1998)
江苏省常熟县人， 1907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彭桓武 (1915- )
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
程开甲 (1918- )
江苏省吴江市人， 1918年生，男，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
。
黄纬禄 (1916- )
安徽省芜湖市人，1916年生，男，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屠守锷 (1917- )
浙江省湖州市人， 1917年生，男，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
钱学森 (1911- )
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
周光召 (1929- )
周光召院士1929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至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
杨嘉墀 (1919- )
江苏省吴江县人，1919年生，男，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
陈能宽 (1923- )
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男，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
陈芳允 (1916- )
浙江省台州市人，1916年生，男，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国。
吴自良 (1917- )
浙江省浦江县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工程师。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
任新民 (1915- )
安徽省宁国县人，1915年生，男，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
孙家栋 (1929- )
辽宁省复县人，1929年生，男，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金制奖章，同年回国。
朱光亚(1924- )
湖北省武汉市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
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
王希季 (1921- )
云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男，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
王大珩 (1915- )
江苏省吴县市人，1915年生，男，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1948年回国
于敏 (1926- )
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郭永怀 (1909-1968)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
于敏 (1926- )
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生平简介：钱三强 (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
钱骥 (1917-1983)
江苏省金坛县人，1917年生，男，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
姚桐斌 (1922-1968)
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男，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
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被文革造反派毒打致死。
赵九章 (1907-1968)
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3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攻读气象学专业，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1968年被文革暴徒残害之后自杀身亡。
邓稼先 (1924-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王淦昌 (1907-1998)
江苏省常熟县人， 1907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彭桓武 (1915- )
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
程开甲 (1918- )
江苏省吴江市人， 1918年生，男，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
兄弟，你我不是敌人，讨论问题别那么大火气。如果我们现在还能拥有和23位元勋类似或更多的科学家，研发航母早就应该搞！还有一点，你心中的航母编队是什么规模的，能否达到对抗美国航母的能力？研发也是积累，但当年的两弹一星根本不能说是积累，是那些元勋们用自己的学识，经验，鲜血甚至是生命推挤出来的！
我的观点不能再说了，你应该明白我放弃航母的真实意图，战争狂人的称号是怎么来的。
本来这几天想发个纪念邓稼先先生的原创，被兄弟搅黄了，命苦不能赖社会。
引用n多文章，自己也分不清了，不合规范请删帖，但能否时间长一点，谢谢。
[ 本帖最后由 xiaoshenyangbj 于 2009-4-13 18: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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